东林悲风(第2/17 页)

书院的回廊里，握着老人枯骨棱棱的大手，我仿佛握住了一段冷峻的历史，在这一瞬间，自己也似乎和这座书院产生了某种庄严的联结。秋色满目，秋声盈耳，漫天的浮躁已经消退，化作了凝重的思索，眼前恰是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古往今来的书院联或许成千上万，其中亦不乏大师名流们运思精巧的杰作，但我敢断言，没有哪一副比眼前这副对联更加深刻地楔入了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史。再看看落款：“公元一九八二年廖沫沙书。”一般来说，落款是用不着这么冗繁的，他完全可以简略得很潇洒，例如，用“壬戌”或“壬戌年”便足矣。之所以这么不潇洒地写出“公元一九八二年”，其中的意味恐怕不难揣测。是的，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大坐标上，“公元”比天干地支的“壬戌”更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在这里，“公元”体现的是一种恢宏而沉重的历史感，而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苏醒过来的“公元一九八二年”是多么需要这种历史感的提示！众所周知，那场人类文明的浩劫恰恰是从这副对联开始发难的。对联的落款没有名章，也没有闲章，只有淋漓的墨迹。廖公显然不想让它太艺术化，太艺术化会排斥艺术以外的负载，因而显得太轻飘，不足以体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的情怀。

这副对联的作者就是顾宪成。当初，他把这两句大白话写在东林书院门前时，或许没有想到它会千古不朽，也没有想到日后它会惹出那么多的政治事端。

时在明万历三十二年。

<h3>二</h3>

明史上的万历三十二年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完全可以用上一句旧小说中的套话：“当日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几位曾播扬过轰轰烈烈的一代天骄都已匆匆离去。最先是张居正的病殁，皇帝本来就烦他那些改革，人一死，马上变脸，差点没把故太师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戮尸。接着是威风八面的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位有明一代的军事奇才逝去前，连结发妻子也遗弃了他，可见晚景之凄凉。将星西陨，也就没有人再磕磕碰碰地说剑谈兵了。孤傲狂悖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狱中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那惊世骇俗的狂啸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结果一个个在庭前被打烂了屁股，又摘下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于是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就不上朝了。还有什么值得操心的呢？昌平的陵墓早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