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3 页)

的贫弱，开始转向于表现自己的另一种艺术潮流。1932年5月，他参加创办《现代》杂志，领中国现代派诗歌之风骚。11月初戴望舒赴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在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当时翻译的作品有《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对西班牙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有研读。留法期间，他进一步领略了法国驳杂的艺术，由对象征主义的热衷而转向对现代派、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推崇。从艾吕雅、许拜维艾尔等诗人那里，他进一步体味了诗是一种心灵“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的艺术观念。1933年，戴望舒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他不断用《路上小语》、《夜》、《独自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自己的心迹，泣诉深沉的爱情。至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由巴黎回国。

回国后的1936年10月，戴望舒和冯至、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等人创办了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即《新诗》月刊。1937年1月，戴望舒诗歌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但《新诗》却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这短短的10期，恰是现代派诗人、新月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之所。

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这期间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8月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的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支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1939年戴望舒和艾青主编《顶点》，宣传抗日。

1941年末，香港沦陷。1942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仍自守坚节，保持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后经叶灵凤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既无固定收入的职业，又患了严重的哮喘，只能在苦难和屈辱中企盼着民族的解放，他此时的心情，被生动地记录在了《等待》、《等待其二》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