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绊倒，这下绊得重了，半晌爬不起，就有人伸出手去拉。爱开玩笑的便在一旁说：“揪驴不是这揪法，提紧笼头揭尾巴。”话音刚落，就是一阵哈哈大笑。

走二里坡路，来到连里的伙房。伙房设在一住户家里，院子很宽敞，房屋很气派。听村里人说这家住户因一些事情被扫地出门，这宅院便支援了水利建设。

其他各排的民工陆续到了，开饭的号声这时吹响了。早饭是一碗稀饭，一个粗细粮相掺的四两杠子馍，还有一筷头咸萝卜丝。不到五分钟这餐伙食就进了大伙儿的肚子。吃罢饭，大伙儿都抹抹嘴巴，咂巴咂巴嘴便去洗碗。

刚刚放好碗筷，各排排长就大声催促：“出工了！出工了！”

又爬了二里坡，到了工地，天刚大亮。抡?头的抡?头，捉锨的捉锨，驾辕的驾辕，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不大会儿工夫，民工们就浑身冒汗，甩掉破衣烂袄。这时，东方升起一轮红日，点燃一天彩霞，映照着这一群活生生的精壮汉子、水灵灵的大姑娘。

太阳像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上了树梢。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黄尘飞扬，红旗招展，架子车穿梭如流，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样板戏《龙江颂》。

太阳升到了头顶，民工们干活儿的热情渐渐低落下来，皆因肚子越来越瘪。我把裤带紧了两扣，还是感到肚子空得慌，力不从心，浑身直冒虚汗，老?头在手中变得死沉死沉的。

收工号终于在难熬的等待中吹响了。大伙儿扔了手中的工具，欢叫一声：“吃饭咧！”便争先恐后地往食堂跑，唯恐落了后，全然没了出工时的疲沓和怠慢。

民工们拉一天架子车下来，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晚上躺在麦草铺上，任耳边打雷也醒不过来。

这是我第二次上水利工地，也是我身体健康时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第一次上水利工地，我是在邻村渭河滩修河堤大坝。那次我从水利工地回来，用补贴费给父亲买了两包“工字”牌卷烟，这是我在父亲生前唯一一次孝敬他老人家。父亲抽着卷烟，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后来我根据这段生活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小说——《北山狼之死》，刊发在2010年第12期《延河》杂志上，随后被收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短篇小说卷》。

二

夏收时节，工地暂时停工，民工们都回家收麦子。收罢麦子我打算再上工地，可跟人吵了一架，我放弃了去工地的想法。对方是生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