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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遇到宫村，我想是三月上旬的时候。

前一个月，我在箱根被卷入了一起大事件。善后工作拖了相当久，心情调适比别人慢上许多的我，那时应该还未脱离事件的影响。不，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完全空空如也，不得已，我只好鞭挞我停滞的脑髓，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因为当时我所处的经济状况，要是不工作，连明天吃饭的米都成问题。

所以我不顾一切，只是写。

写是写了，但是一旦完成，我却突然不安起来。

过去，我的作品全都在稀谭舍所发行的杂志《近代文艺》上刊登，这篇作品当然也是预定要请《近代文艺》刊登才写的。下笔时我虽然什么也没想，但是并非我写了刃甲就一定肯登。

说起来，我并不是什么了不屈的大作家，即使没有接到委托，只要写出作品。就可以要求人家刊登。而且这篇作品也虽说是我的得意之作，要我老王卖瓜，也教人裹足不前——或者说，这是我在瘫痪状态下所写的作品。但是觉得成果实在很糟。我根本连作品的好坏都无法判断。这么一想，我连打电话给负责的编辑都不敢，深觉被退稿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左思右想、反复思量，最后决定直接带着稿子前去拜访编辑部——尽管我已经不是新人作家了。

或许我觉得直接见到编辑，比较能够传达我的心意吧。

现在想想，那只能说是个愚蠢的行径。不管是打电话还是碰面，状况都不会有所改变。作品并不会因此变得比较好，页面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空出来。那么不联络就突然拜访，不仅失礼，也更惹人反感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这么想。

我并未拟定任何计划，用旧得起毛的布巾包起字迹丑陋的五十多张稿纸，胡子也没剃，就这么前往《近代文艺》的发型出版社稀谭舍。

稀谭舍大楼围在神田。一楼像是仓库，《近代文艺》编辑部在二楼。我爬上狭窄的楼梯，好几次想要折返，尽管都来到门前了，却依然犹豫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我半自暴自弃地打开门。

该说我幸运吗？我的责任编辑小泉女士在座位上。

清瘦的女编辑一看到我，大为吃惊 ，说道:“哎呀，老师您没喝死吧？”她会这么问，是因为知道箱根事件的始末。这个时候我才总算想起来，这么说来，箱根的事件也与稀谭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