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书流泪，替书里人伤心。

后来许多读过我“关中匪事”作品的朋友都说我写的土匪很有人性，甚至很善良，不让人痛恨。我在翻阅大量史料时发现，许多土匪，甚至书中记载的很残暴的匪首并不是天生就是坏人。譬如一个杀人如麻的匪首却十分孝敬他的老娘，老娘的话对他来说犹如圣旨。他老娘吃斋念佛，他只要是陪着老娘吃饭，决不动荤，甚至滴酒不沾。还有一个匪首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后来闯荡江湖当了山大王，但凡遇到乞丐他都要给予施舍。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下，与人为善已成为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善良本分、安贫乐道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轻易走上犯上作乱的道路的。他们深知做盗匪是极不光彩的，不仅会遗臭万年，而且会累及后辈儿孙。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走上违法之路去抢劫掠财。

土匪谈不上有政治性的阶级觉悟，但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是有的。这种感情促使有的匪伙始终把行动目标对准财主富绅。显然，这样的匪伙头领的正义感和对地方的责任意识比较强烈。他们虽为匪人，但人的良知和古朴的人道精神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或行为。关于盗跖对“盗亦有道”的诠释他们不见得通晓，但对“盗亦有道”的本身含义，他们是明白并有所体会的。于是，出现一些行事“仁义”的土匪就不足为奇，也给污名秽行的土匪行为带来些许亮色。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匪患泛滥于社会失序、国家分裂、遍地烽火狼烟的乱世，净化于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环境里。匪患兴起作乱于乱世，平息于盛世，这是历史的结论，毋庸置疑。

写到大约一半时，一天，我摇着轮椅去西农大校园闲游解闷。首次写长篇，烧脑劳神又费力。那时没有电脑，用手写，写完一章，手指头僵硬得都伸不直，得放松放松。也是巧，路上邂逅一位文友。闲聊时，他问我在写什么，手中有没有长篇稿子，他有一位在西安的姓王的朋友在做一套“黄土地文化丛书”，需要长篇稿子，我便说了正在写的长篇。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在西安的朋友。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王某人的约稿信，信中言辞十分恳切，让我尽快把书稿完成，他帮我出版。有人约稿，自然是大好事，我便夜以继日赶写书稿。其间，我心存疑虑，因为写的是匪事题材，我怕不好把握，便写了封信给王，并讲了小说的故事梗概。王对书稿十分感兴趣，三天里我接连收到他的两封来信，信中言辞由急切变为迫不及待，让我赶紧把稿子赶出来，他不日派人来取。未等我复信，取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