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我们村吃起了大食堂。头一年吃饭不要钱，大伙儿可着肚皮吃，后来有人仿“张打油”写过一首打油诗：“在一天晚会上，想起了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端起大老碗，一咥五六碗。”

后来听父亲说，其实1956年、1957年两年粮食大丰收，家家都有余粮。1958年吃起了大食堂，打下的粮食一律交公，大伙儿都以为马上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便放开肚皮吃，不知道节约。秋季掰苞谷棒，满地掉的棒棒都没人捡。照这个胡弄法，不饿肚子才是怪事。遗憾的是，父亲跟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事后诸葛亮。

不到一年时间，大食堂就把积攒的粮食吃得所剩无几。再后来，“公共食堂”开始定人定量发放饭票，可为时已晚。饥饿之神在四处游荡，使神州大地为之恐慌。一斤苞谷卖到了三元，苞谷芯子磨的淀粉成了主食，萝卜干上升为营养品。向来挑食的我变成了小狼崽子，菜团子、高粱饼子、麸子疙瘩，我抓起来就往嘴里塞。那一年，我六岁。六岁的孩子啥也不懂，只知道没啥吃肚子饿，就跟爹妈要吃的。我是父母亲的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家里有了吃食，母亲先是尽着我，其次是父亲，最后才是她自个儿。

大食堂还开着，三口之家，每顿只有四两馍，这点儿食物自然是我独吞。每当我大口香甜地吃着馍馍，母亲消瘦的脸上就现出了慈祥的微笑。可是母亲的笑中有一种别样的味道，长大后我才醒悟到，那是笑中含着悲。饭后，母亲给她自己煮野菜吃，不懂事的我却问：“妈，你咋那么爱吃野菜？我一点儿也不爱吃。”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妈爱吃，我娃不吃……”

父亲也很疼爱我，却老是对我板着脸，我很怕他。父亲身材高大魁伟，脾气十分暴躁，常常骂母亲，有时还动手打母亲。每逢父亲打骂母亲，我就十分恨他，甚至在心里滋生出长大后为母亲报仇的念头。

一次，母亲去大食堂打饭，排了个头名，回到家中才知道吃了大亏。

一斤二两饭票仅买回一小碗面条，剩下的全是面汤！那一碗面条自然填进了我的肚子，干了一晌重活儿的父亲喝了两碗光面汤，雷霆大发，骂母亲饿死鬼掏肠子，吃饭跑那么快。父亲的意思是，母亲晚去一会儿，说不定能多打点儿面条回来。母亲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就想着晚点去打饭，结果仅买回半盆子光汤，连一小碗面条都没有。那次母亲挨了父亲一个耳光。父亲骂母亲吃饭都懒得去排队，是个懒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