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一生最大的希望是我能把书念成。他并不是期望他的儿子能做官，只是希望儿子不要再像他那样终生受苦受累，而是能吃上白馍夹肉。

父亲常去西北农学院里做副业工，他最羡慕学院里那些教职员工大口吃白馍，大块咥肥肉。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6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功县杨陵中学（今杨陵区高级中学）。是时，这所学校也是西北农学院的附中，教学质量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我们那个班是个尖子班。1965年，杨陵中学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一，一班共有五十六名学生，只有两名落榜，据说其中一名还是由于身体不合格而落选的。学校已做出规划蓝图：1966年高考，一个学生都不能落，全部上榜。没有人认为这是吹牛。因为高六六级甲班的学生都是挑选出来的尖子生，学习成绩在高六五级之上。

正当师生们为高考努力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那时我还不满十三岁，心智远没有成熟，完全是个懵懂少年。

2008年10月3日，我们初六八届甲班同学聚会。四十年后再相聚，那个激动的场面很难用语言形容，要说的是，同学尚迎和在聚会之时无限感慨地说：“咱们班有位同学令我敬佩、惊讶，那就是贺绪林。他写了那么多书，并且拍成了电视剧。最初我不相信，后来我在深圳一家书店看到一本抢眼的书《最后的女匪》，翻开书看作者简介，这才信了，赶紧买下了书。另一位是辛立。”

尚迎和同学有一点说错了——我不值得敬佩；一点说对了——辛立同学的确是个另类，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讶。2012年，辛立从美国回来探亲，顺便来看望我，我问起他的职业，他说他现在搞历史研究。闲聊中我们都说到了当年的大串联。回首以往，我们都很感慨。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巨手一挥，把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挥到农村去了。城里学生到农村去，有补贴有照顾，这被称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学生回家乡劳动，什么补贴照顾都没有，还把“知识”这个词给省略了，被称作“回乡青年”。

从学校回家那天，我站在村南的黄土坡前仰面望天。

“你的命不好，生不逢时。”父母的感叹犹在耳畔。我真想大吼几声问问苍天，出出胸口的闷气，却最终低下了头，默然无语地走回家。怨天尤人又有何用？

渐渐地，我的生活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