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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的秋季多雨，1974年的秋天尤甚。老天爷似一个怨妇，阴着脸淅淅沥沥、断断续续地下了十多天，下得人心里都要长毛了。我不住嘟嘟囔囔地埋怨老天，母亲说：“老天爷的事谁都管不了。”母亲说得对，老天爷的事人怎么管得了？

9月11日那天早饭后，潇潇雨歇，云也薄了，泛着白色，太阳似乎有露脸的意思。同学兼乡友新科约我去逛杨陵镇，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走。母亲大声说：“早点回来！”我答应了一声就跟着新科出了村，村口还有好几个伙伴在等着我们。我是我们杜寨生产大队的团支书，还兼着生产队会计，身边围着一大群青年伙伴。我们一伙人说说笑笑直奔杨陵镇。我穿着海魂衫，欢快得像一匹青口马驹，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是我们一群伙伴中的亮点。

我们村有两大姓——何和贺，外村人常常搞不清楚。新科姓何，比我年长一岁，按乡俗辈分他得叫我一声叔，可他从没叫过我叔。不是他不懂礼数，也不是他对我不尊重。我俩是一起和尿泥长大的玩伴，一同上学，先在村里读初小，后在张家岗小学（西农附小）读高小，再后在杨陵中学读初中。1968年我们毕业回家务农。1970年学校复课，杨陵公社给我们杜寨大队分了三个推荐名额，那时新科已在水利工地谋了个差事，虽说户口还在农村，但每月有20多元的工资，让我很是羡慕。我约他一同去找大队支书，希望能被推荐上高中。他说他找人问过，上高中是“社来社去”，念两年书毕业后还要回农村，他不想再读书了。我明白他是不愿放弃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工作。如果他愿意读高中，三个名额肯定会有他一个，因为大队支书是他的远房叔父。后来我们生产大队推荐了三人，其中一人因一些原因未能推荐成功，我和另一个青年上了高中。后来一次闲聊，新科说很是后悔放弃了那次读书机会。可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我受伤致残后，水利工程结束了，新科回到了村子。他先是代替我当了团支书，后来当上村支书，再后来晋级乡政府公干。一日，他觉得头疼头晕，便去医院就医，各种检查出来，竟然是脑瘤！只能去西安大医院治疗。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住上了院。头疼头晕是间歇性的，并不妨碍饮食起居和行动自由。手术安排还需几日，他便让陪他的家人回家安排家里的事，可刚离开就出事了。晚饭后，他独自出去散步，再没有回来，至今不知所终，想起来就令人伤心悲痛不已。

那时，新科已结婚，每个星期天都会回家，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