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能治好我的腿，她当即就要用架子车拉我去她家。几年的求医问药已经使我丧失了治疗的信心，但我不愿拂了二姐的一片心意，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坐上了二姐的架子车。再者，我心存侥幸：万一治好了呢？

那个乡村游医其实是个巫师，我在二姐家住了七八天，巫师给我施法治疗，却什么疗效也没有。二姐安慰我说，那人说我的伤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得慢慢治，让我不要心焦。其实她心里比我还沮丧。

也是这一次去二姐家，我看到了二姐的日常生活。二姐的公公患了中风，不能自己进食。二姐的婆母已辞世，姐夫要出工，每日三餐都是二姐给她公公喂饭。她的孝举得到了一村人的称赞。

1984年夏季的一天，二姐回娘家，带来了一台彩电，是外甥去日本学习带回来的。外甥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是高考制度恢复后他们村的第一名大学生，毕业于西北农学院。20世纪80年代，彩电可是个稀罕物件，二姐第一个就想到了她双腿残疾的弟弟，用架子车把电视机拉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此时回想起来，心里五味杂陈……二姐血压高，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况愈下。她已有好几年没有走娘家这条路了，不是她不想走，而是病魔缠住了她。我十分清楚，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身有残疾的弟弟。可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007年国庆节前夕，远在贵阳工作的大外甥回家省亲。他来家看望我时，跟我谈到他母亲的状况，不禁悲从中来，脸上写满了忧伤，痛责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人子之孝，又说学校派他去美国学习，行期预计在11月份。机会难得，可他母亲又是那样一个状况，他担心他去了美国就再也看不到母亲了。他夹在孝敬母亲与发展事业的两难之中，问我他该不该去美国。我思忖良久，说：“去吧，你母亲如果现在头脑清醒，也一定会让你去的。”我知道二姐从来都把儿女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不愿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儿子的前程。

长假结束后，大外甥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贵阳。不到一个月，二姐就驾鹤西去。大外甥匆匆赶回，伏在母亲的灵柩前放声大哭。亲朋好友劝他节哀，告诉他他母亲走得很安详。

人生自古谁无死？可谁又愿意去死？当一个人活着只是一种形式，不能再给这个世界创造点儿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不能在这个世界享受点幸福和快乐，还要忍受病魔带给自己的痛苦，还要给别人带来许多麻烦，哪怕这个“别人”是自己的儿女，那就真该走了。鉴于这一点，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