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的阳光很灿烂，即使是冬天，照在我身上也都暖烘烘的，不仅使我多舛的命运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了亮色，而且也使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我看到了曙光。这些还得从1983年说起。

1983年第5期《长安》杂志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悔》，这个短篇有一万两千字，写一个文学青年失恋后发愤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他的前女友也是个文学发烧友，用笔名给这家杂志社投了一个中篇小说，恰好他是责任编辑。他拿到稿子后仔细审读，觉得作者构思巧妙奇特、文笔清新脱俗，下意识觉得一颗“文学新星”将要诞生，兴奋异常，马上约作者谈修改意见。见面后他才知道将要诞生的“文学新星”是他的前女友，兴奋之情瞬间消退，嫉恨之心油然而生。再后来，他以自己的职权把那篇稿件扼杀在“摇篮”里。这件事被他的现任女友知晓了，指责他作为一个编辑太小肚鸡肠，所作所为下作龌龊，愤然与他分手。

这篇小说写在《生活之树常绿》之前，现在回头去看，文笔很是稚嫩，可那时我颇有几分自得。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陕西电视台编导丁玉清老师的来信，信中说，她在《长安》杂志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悔》，想把它拍成电视剧，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看到信的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我在心里大喊：“这个意见还用征求吗？拍呀！越快越好！”

那一夜，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做梦，好像天上掉馅饼砸到了自己身上。此前，别说认识丁老师，连她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呀，是幸运之神给我们牵的线吧。

一周不到，丁老师就改编好了剧本，并把剧本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未接触过电视剧剧本，但感觉改编得很到位。然而，好事多磨，由于资金问题，这部单集剧一直拖到了1985年4月才拍摄完成。丁老师原本打算邀请我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我腿脚不便，只得作罢。她知道我急于看到电视剧，几天前来信告诉我，她们4月18日来我家，带上拷贝的文件和放像机，让我先睹为快。

真是令人难熬又期待的等待。4月18日姗姗来迟，丁老师说好的下午来，我左等右等却不见她来。那时没有电话，我们无法联系。眼看着夕阳滑向西山，我有点儿失望了，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的侄子从门外跑进来大喊：“爸爸（叔父），来了！来了！”话音刚落，丁老师一行进了院子。与她一同来的还有摄像师郭宪，他身材魁梧，一米八五的个头